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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病人脑子都很聪明(16年看尽精神病人的真实样貌)
2022-10-03

我拼了命想好好与人相处、读更多更多的书籍,对别人生了气或被别人嘲笑,就反思是不是其实我过度敏感──刚刚是不是没有察觉到什么呢?今天也认真过了吗?努力了吗?有体贴别人也有好好微笑了吗?为什么又咬指甲,为什么要那样?不要发抖、不要出汗、不要无预警哭出来,这样人家看起来很有病,知道吗?”--阿毛,在一个“精神病人的房间”的特别心声。

谈起精神病人,社会大众各种标签总会随之而来,“杀人免死”、“装病”、“不定时炸弹”甚至会主张“全部关起来”,即便稍能理解者,恐怕也是投以怜悯目光叹息“可怜”。然而真实的精神病人如何拚了命生活、如何在失控与日常间挣扎,第一线工作人员看得很清晰,台湾的“活泉之家”主任廖福源于“贫穷人的台北”活动内部讲座,便说:“有时候失控的不是病,是人生。”

廖福源主任是台湾精神病院“活泉之家”的主任,已经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差不多16年,因此他深处的理解精神病人内心和生活。

最受社会瞩目的精神疾病者,或许正是2019年于台铁嘉义站,犯下杀警案、被诊断有思觉失调症、因此法官依《刑法》19条“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,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,不罚”获判“无罪”的郑嫌。无罪判决一出舆情哗然,多数怒吼“杀人偿命”,也有人嘲讽精神疾病是“免死金牌”、“杀人执照”、该通通预防性羁押,然而在没有犯罪的精神疾病者看来,这些评论句句是割在心上。

“我们没有做错事,为什么一个人做错事,就觉得全部的精神病人都有错?过去有很多一般的杀人犯,为什么你都不讲?”一位活泉之家会员于“精神病人的房间”特展写到。这般只因“精神病人”身份就面临的无奈、疼痛、苦楚,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看过太多。

讲座中,廖福源受邀讲述精神病人和一线医生工作状况,还尝试沟通了很多大众常见的案例。关于“精神病人”一词,廖福源解释说,联合国《精神障碍者权利公约》(CRPD)的术语已从“精神障碍”改为“心理社会障碍”,这意味着当事人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有障碍,但有机会消除障碍,就像如果公共场所有“无障碍空间”,坐轮椅的人也可以顺利通过。但由于当今社会大部分人理解的词汇仍然是“精神病人”。

很多人说精神病人是“不合时宜的炸弹”。在廖福源分享的经历中,有时会有极其激烈的冲突,但他也强调:“有时候失控的不是疾病,而是生命。”

廖福源记得有一次节日活动,一个A成员突然在楼梯间大喊。他一直记得声音有多大,能恢复到目前为止的音量:“哇,啊,啊,啊,啊!”他发现A正在和他妈妈打电话。现在他先和她沟通了一下,让A等一会儿,但是后来就出事了─ ─当时整个医院都在准备搞活动,没想到A把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桌子上的东西都扔在地上,顿时一片混乱。

当时有一个病人B对A的行为极为愤怒,表示会立即报警逮捕他。廖福元劝道:“他现在需要的是陪伴,而不是惩罚。”然而B还是不高兴,于是抄起活动中用的木棍打A..“虽然我不瘦,但是我也很虚弱,哎,哎,别这样!”当时廖福元被夹在A和B之间,A以整个豁出去的气势冲着大公吼了一声“操你**”。廖福元费了好大劲才把木棍拿下来,其他成员赶紧报警。警察习惯了,知道工作人员能处理,就来看了,走了。

确实,虽然冲突那么激烈,廖福元也很害怕,但他还是有时间坐下来和A聊了很久。后来廖福元知道,A因为在医院内手工工作受挫,情绪很不稳定,觉得很难,发生了几次矛盾。于是,廖福元提出:“你要不要当‘文员’,来这里做当月刊当编辑,也做情感职业培训?”

经过讨论,《活泉之家》增加了月刊让A牵头编辑,A慢慢学会了在工作中调整情绪。后来他甚至主动向B道歉,在确认了B的意愿后,双方终于正式握手言和。廖福元也希望A能面对造成恐惧的责任。A主动向院里的每个人都说声“对不起”,整个紧张的气氛也在慢慢改变。有医院成员说自己家具坏了的事情,B劝导A说:“你不能这样对我妈,我妈已经很累了,不然可能是我妈会自杀……”

"他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精神疾病,而是贫困."没有办法帮助有精神障碍的人:他们太穷了,以至于他们没钱去精神病科存钱。

从A的情况可以看出,有时候失去控制的不是疾病而是生命。当A陷入深深的绝望时,他会失去控制,咆哮,但如果有人陪着他寻找合适的生活方式,他也能稳定自己的情绪。但并不是每个精神病人都有机会获得合适的陪伴和资源。

“如果我遇到困难,一个月你们要来看我几次?”廖福源对听众提问,有人说3次、有人说4次,但事实是,据2019年统计,在精神病院中,每个病人每年被探访次数平均只有2.38次,日常只有病友和医护人员,还有院子,世界只有这么大。

“把药吃进去是人的意愿,意愿是要有活着的理由”当社会不理解精神疾病,想靠自己“努力”工作难如登天

社会对精神病人不理解的,还有“为什么有病不吃药”。说起吃药,廖福源举了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、患有思觉失调症的应思聪一例,虽然姐姐应思悦根本是照三餐问“思聪吃药了没”,但吃了药的思聪会手抖、会记不起来很多事、反应会变迟钝。在不断遭剧组怒斥下,应思聪决定不吃药、偷偷把药冲掉,这时姐姐再问“吃药了没”,他终于忍不住爆炸:“不要再问我有没有吃药──!”

人们总以为吃药就会好,但对精神病人来说是有机会失去日常,廖福源这样说着两难的情境:“治疗人,不能靠药物,要靠关系。把药吃进去是人的意愿,意愿是要有活着的理由、活下去的意愿,你知道有人在乎你、知道有份工作让你生活有意义有价值、或能做个社会的小螺丝钉都好──但如果吃药换来的是什么都没有、是我不想要的,情绪药物吃下去感觉像一片雾,本来很聪明的人都会不聪明、敏感的人会不敏感,生活还是一团糟,大家只是把我当病人,我什么都没有,但我要把药吃下去……”

为了可以继续工作下去,应思聪选择把药冲掉、持续发作,他是如此渴望能回到以往热爱的电影产业,但当社会不理解精神病人处境,即便一个人想靠自己“努力”工作、不靠国家资源,也实在有难度。

据统计台湾人口失业率为3.73%、精神障碍者人口失业率为3.3%,看似精神病人找工作没困难、失业率低,然而若看“劳动参与率”,人口为59.1%、慢性精神病人口仅20.5%,整个群体有高达41.6%因为疾病暂时无法工作或未工作,可见其困难。

在职场被排斥的状况,活泉之家的病人遇过太多。例如S,曾在一家公司上班两星期,却因为跟主管坦白自己曾有精神病历史,主管马上跟同事开会、当天辞退他:“我认为你没有能力承担这份工作的压力。”同事D则说,精神疾病会影响体力、人际关系、反应力、持续力等身心状态,他实在无法控制,就会被主管认为工作消息、不适任,让他很受挫:“希望主管可以多说几次,让我多试几次……我记忆力不佳,但我相信我还是有达成任务的能力。”至于Y,60岁、精神疾病,这些标签让她求职非常不顺,最终就是做日领60元的举牌工作,虽然存不了多少钱,至少不会耗掉存款。

“听懂人的受苦,是社会进步的基础”

毁灭一个人很容易,拉住一个人却很难,活泉之家的日常就是与精神病人面临的各种难题对抗、一起寻求出路。廖福源说明,活泉之家创立于2004年,当时台湾很少对精神病人的社区支持模式,因此当时工作人员采1948年在美国就有的模式、跟社会局讨论能否以公家资源设立“会所”,后来虽成功,至今全台湾也仅有台北市4家、新北1家,以外就完全没有,其他县市还是以精神复健的“医疗”模式运作。

活泉之家与传统的精神病院最大差异是,传统的精神病院是把精神病人视为生理的、要用医疗去处理个人缺损,而活泉之家则是要跟精神病人一起移除在社会生存的障碍。在院里,每个病人都是主体,廖福源几乎天天都开好几次会议、跟病人讨论就业需求、讨论组织运作方向跟接下来要做什么,让病人不再只是“病人”,而是伙伴、是社群公民、甚至是组织行动者。

陪伴精神病人的家属,也是活泉之家关心的。“有些精神病友会被家人遗弃、没有家庭,很悲哀的感觉。”然而廖福源也深知:“我跟很多家庭合作,每个家庭都撑得很辛苦。”

说起一切工作有什么终极目标,廖福源盼望的是让精神病人有天可以成为“组织工作者”,到那时可以不必再靠专业人员协助、可以有自己的互助团体,也希望用各种活动、来消除社会偏见,才更有机会推进政府的政策。更重要的,廖福源也希望有天可以有“精神病人的文化”,就像客家文化、原住民文化一样,让人们可以自然看待精神病人的一切,不是只有污名,而是有他们“生存的文化”。

“听懂人的受苦,是社会进步的基础” 廖福源说,或许人们认识精神病人总是会直接连结到“思觉失调”、“忧郁症”之类的病名,但对活泉工作者来说并不只是“病”,所有为精神病受苦的都是“人”,他强调:“在共同的世界里,我们其实都在受苦,所以我们不想做某个区隔离。谈‘病’是隔离,但‘我们’没有差异。”

“我觉得我可能是病人,但我也不是病人,我就是一个特别的‘我’、独一无二的我……我有一些特质,这些特质可能符合社会上一些属性、类别,比如像精神疾病,但这些,都不能代表全部的我。”这是病人M在日记记下的一段话。即便生了病,一个“人”的本质依然无法被忽视。